甲骨文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且最成熟的文字体系，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源头，是我们汉字的鼻祖。这些甲骨文不仅揭示了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还为现代人提供了对商周历史的深刻洞察。
甲骨文的首次发现可以追溯到清朝末期。当时，1899年，古文字学家王懿荣在中药市场上偶然发现了刻有奇异符号的骨片，这一发现让他坚信这可能是某种古代失传的文字。通过细致的研究，王懿荣的推测得到了证实，他发现这些文字实际上代表着商代的文化遗产。这一突破性的发现激发了当时学界的广泛兴趣，许多学者开始投入到甲骨文的研究工作中，追寻它背后的历史和意义。
从1928年秋季到1937年夏季，经过长达10年的考古发掘，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著名学者接连主持了这一历史性工程。他们不仅在安阳的殷墟出土了近2.5万片甲骨，还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遗址、宗庙遗址以及王陵区。这一系列考古发现，让安阳殷墟成为了全球知名的古代文化遗址，使得甲骨文成为研究商周历史的重要依据。更为关键的是，甲骨文的出土帮助学者们彻底否定了上世纪初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信史始于西周的看法。
截至目前，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并出土了超过15万片刻有甲骨文的甲骨，单字数量也超过了四千五百个。但令人遗憾的是，仍有大约两千个甲骨文字至今未能被准确解读。甲骨文的名字来源于商周时期人们将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尤其是牛的肩胛骨上，而这些刻辞的内容通常与占卜和记事有关。
展开剩余70%通过细致的统计和研究，考古学家发现，尽管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已达到15万片，实际上，商周时期可能使用了超过百万片的甲骨。令人疑惑的是，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商朝如何能够获得如此大量的龟甲和兽骨？为了理解这个问题，学者们做了大量推测。首先，尽管兽骨在制作甲骨文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龟甲的数量明显多于兽骨。从甲骨文中的记载来看，许多龟甲来自南方，商代的属国和周边地区向王朝进贡龟甲成为常态。这些贡品不仅来自于商朝直接管辖的区域，还包括了其他远方地区。
进一步的考古研究表明，商代主要的龟甲来源地是淮河流域和江南地区。即便如此，其他地方也有一定数量的龟甲进贡。甲骨文中甚至提到西方地区的诸侯国进贡乌龟，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地理指引，具体的产地尚未被揭示。此外，《逸周书》中的记载也提到，位于西方的诸侯国有责任向商朝进贡神龟和龙角，表明跨区域的贸易和贡品交换已经存在。
甲骨文中的龟甲记录，揭示了当时龟类品种的多样性。令人惊讶的是，出土的部分甲骨文龟甲的尺寸远超常见品种，其中一些长达44厘米、宽约35厘米，这对普通龟类而言，几乎是巨大的。在对甲骨文龟甲进行科学鉴定后，研究人员发现一些龟甲竟然来自马来闭壳龟，这是一种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热带地区的龟类。考虑到商代的疆域主要局限于中原地区，且没有深入到长江以南，那么这些龟甲是如何进入中原的呢？
专家推测，商朝的商人通过贸易渠道，特别是与两广地区的商业往来，获得了这些来自东南亚的龟甲。商朝的商业活动非常发达，特别是在成汤建立商朝后，王朝对外贸易变得更加活跃。因此，商朝通过这类商业交流，得以接触到马来闭壳龟等外来物种。此外，在一些出土的文物中，如1976年发掘的妇好墓，也发现了来自马来西亚半岛的龟甲，证明了商朝的商人已经开展了跨国贸易。
这些令人惊讶的发现揭示了商朝不仅拥有强大的国内经济，也与遥远的东南亚地区有着频繁的文化与物资交流。如今，考古学家已确认，这一现象在商代是非常普遍的。因此，商朝的航海技术和商业网络可能远比我们今天想象的更加先进，也为我们重新审视古代文明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正因为这些考古成果的不断丰富，我们才得以见证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广泛联系，这些跨越千年的历史连接依旧深深影响着我们对古人智慧和能力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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